精神信仰是价值观最核心的终极状态，处在价值体系的最高位置，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观念的凝聚，同时，它对人的社会心理起着重要的调节和支配作用，对自我和社会的态度都有深刻的导向作用，对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力。研究指出，我国现在精神信仰研究大多集中在哲学、宗教、民族学和民俗学领域，多为定性分析。心理学角度的研究，特别是量化研究较少，并且缺乏对影响信仰因素的多因素分析。而已有心理学的研究也大多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他群体极少。因此，我们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北京市民的精神信仰状况，量化分析影响市民精神信仰若干因素，不仅具有重要学术研究意义，而且对于当前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采用心理学中的量表式方法，对市民进行抽样调查与测量。调查对象为具有北京户口，在城区生活居住的成年居民。调查时间为2005年12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入户调查，样本来自八个城区的30个街道，有效样本为630人。研究内容包括市民的精神信仰不同取向比较、影响精神信仰的人口学变量分析，以及不同精神信仰与个体对自我评价、社会态度的相关关系，概括现阶段北京市民现阶段精神信仰的主要特点。

一　调查数据结果

（一）北京市民精神信仰的总体现状

北京市民精神信仰的排序是社会信仰、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从二级信仰看，最强的依次是民族主义、国家与政治信仰、生命崇拜和家庭主义，最弱的前三位是神灵信仰、宗教信仰、金钱崇拜。

调查所采用量表所测量信仰结构分为社会信仰、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三个一级信仰和七个二级信仰，社会信仰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与政治信仰；实用信仰包括家庭主义、生命崇拜、金钱崇拜；超自然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

就本调查所采用的量表内容，社会信仰的主要内容是指人们以国家的繁荣昌盛、政治发展、民族的发展强大作为价值判断的主要标准和个体生活的重要目标。社会信仰包括民族主义、国家和政治信仰。民族主义信仰指个体坚信人类无论什么民族都是平等的，人有义务回报自己的民族，其他优秀民族办到的事中华民族都能办到；国家和政治信仰是指个体坚信国家现行体制的合理性，相信政府将领导国家更加富强，国家发展是个人发展的前提。

实用信仰强调生命、物质利益、家庭幸福对个体的价值意义。实用信仰包括生命崇拜、金钱崇拜、家庭主义。生命崇拜是指个体坚信个体生命价值在价值判断中的核心地位，认同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金钱崇拜是指个体强烈认同物质利益的重要意义，坚信金钱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家庭主义是指个体坚信家庭美满幸福在个体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家庭幸福应是学习、工作的最主要目标，光宗耀祖对一个人的人生很重要。

超自然信仰是指以宗教信念为主要价值判断，认同社神灵的存在和意义，相信轮回，超自然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和神灵崇拜。宗教信仰是指个体坚信信教是人人都有的一种需要，认为宗教能拯救人类的道德危机；神灵崇拜是指个体坚信世间有神灵的存在，人生确实存在来世。

1．北京市民一级信仰的比较

表一：北京市民一级信仰和二级信仰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北京市民的一级信仰特点是(见表一)，社会信仰倾向的平均数最高，占了优势，其次是实用信仰，最弱的是超自然信仰倾向。从标准差看其分化程度，社会信仰倾向的分化程度最低，其次是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的分化程度最高。

2．北京市民二级信仰的比较

从总体看，二级信仰倾向认同程度最高的依次是民族主义、国家与政治信仰、生命崇拜和家庭主义，最弱的依次是神灵信仰、宗教信仰、金钱崇拜 (见表一)。

对二级信仰作平均数的差别检验，结果表明，北京市民对不同二级信仰的认同在统计学上差异显著，民族主义、国家与政治信仰、生命崇拜和家庭主义，是北京市民精神信仰的主流，而神灵信仰、宗教信仰、金钱崇拜等观念处在北京市民终极价值体系中的次要地位。

3．北京市民精神信仰的类型分布

我们把市民在一级信仰上作了一个分类。在一级信仰上，先把信仰各维度按得分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把某维度的得分为高，其他两维度得分为中或低的类型，定义为高分维度的信仰倾向，如“社会信仰”类型是指社会信仰的得分为高，实用和超自然信仰为低或中，其他单一的信仰类型依此类推；“社会/实用”类型为社会信仰和实用信仰水平分数为高，超自然信仰水平分数为低或中，其他混合型的信仰类型依此类推；三方面信仰都为低或中的类型定义为无显著信仰倾向，三维度分数为高的定义为“社会/实用/超自然”类型。结果可看出，北京市民的信仰类型，主要以单一的“社会信仰”和混合型的“社会/实用”为优势信仰的两种倾向为主(见表二)。

单一的“社会信仰”为主，“社会和实用”的双重信仰类型，是北京市民最主要的信仰倾向，这两类型信仰倾向的人数比例分别为52.2%和34.5%，是北京市民的主流信仰倾向。具有明显超自然信仰的人数比例极低。

表二：北京市民不同信仰倾向的类型分布

（二）精神信仰与市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学历的关系

北京市民信仰的倾向不受市民的性别的影响。社会信仰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个体年龄越大，社会信仰越强，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越弱。社会信仰、超自然信仰与个体的学历没有显著相关，实用信仰与学历呈显著负相关，学历越高个体的金钱崇拜和生命崇拜倾向越弱。不同婚姻状况市民的实用信仰无显著差别，处在婚姻状态群体的社会信仰显著高于处在非婚姻状态群体，未婚群体的超自然信仰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1．精神信仰与市民性别、年龄的关系

我们把不同性别的一级信仰和二级信仰的七个方面作平均数的比较，它们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别。说明信仰的倾向不受市民性别的影响。

从总体的相关性看，一级信仰不同倾向与市民年龄的相关方向和程度不一样(见表三)。社会信仰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年越大的个体的社会信仰越强；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年龄越小的个体的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的倾向越强。这和已有研究的发现不同，李幼穗等的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群体，对物质的追求越强，这可能与两个研究对物质信仰定义的差别有关系。二级信仰中除了生命崇拜以外，与其所属的一级信仰与年龄有着同样的显著相关关系。

为了更准确了解不同出生年代个体的信仰差别，我们把年龄按出生年代作分组，并考察不同年龄组信仰的差别。平均数和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5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群社会信仰的认同显著高于其他人群，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显著低于其他人群，但八十年代出生的人群超自然信仰的认同显著高于50年代、50年代之前群体、70年代出生的人群。

表三：不同年代出生人群的一级精神信仰的平均数

2．不同学历群体的精神信仰倾向差别

不同学历人群的精神信仰水平如表四所示。从总体的相关性看，社会信仰、超自然信仰与个体的学历没有显著相关，实用信仰与学历呈显著负相关，主要与金钱崇拜和生命崇拜有显著负相关，学历越高个体的实用倾向越低，对金钱崇拜和生命崇拜的认同程度越低。

表四：不同学历人群的一级精神信仰的平均数

对于不同学历群体的一级信仰的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对于社会信仰的认同，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群体显著高于学历为高中、职高、中专群体和本科群体；对于实用信仰的认同，硕士以上学历人群与本科学历组人群无显著差别，硕士群体显著低于学历为大专以下所有群体，本科群体的实用信仰低于学历为初中以下群体的实用信仰；对于超自然信仰的认同，只有小学及初中组和本科组有显著差异。

3．不同婚姻状况群体的精神信仰倾向差别

一级信仰与婚姻状况的多重比较分析显示（见表五），不同婚姻状况市民的实用信仰无显著差别。初婚、复婚或丧偶再婚群体的社会信仰显著高于未婚、离异或丧偶群体的社会信仰，也就是处在婚姻状态的群体的社会信仰显著高于处在非婚姻状态的群体。未婚群体的超自然信仰显著高于其他群体，其他群体间无显著差别。 

表五：不同婚姻状况群体不同信仰的平均数

（三）精神信仰与市民自我评价、社会态度的相关性

社会信仰越强的个体的工作满意度越高，生活满足感、阶层的自我评定越高。实用信仰越强的个体感觉生活压力越大，主观幸福感、生活满足感、对社会阶层的自我评定越低；超自然信仰越强的个体评价生活压力越高、生活满足感越低。社会信仰越强的个体对国家的经济满意度和政治满意度越高；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越强的个体的对国家经济满意度和政治满意度越低。

1．精神信仰与个体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的相关

社会信仰与总体工作满意度、生活满足感有显著正相关，与生活压力无显著相关（见表六，带*的数据说明二者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社会信仰倾向越明显的个体，其工作满意度越高，生活满足感越高；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与个体的生活满足感有显著负相关，与生活压力呈显著正相关，与总体工作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感觉生活压力越大的个体的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倾向越明显，生活满足感越低。

表六：　一级精神信仰与个人工作生活评价、社会态度相关系数和显著性

*：表示P<.05   **：表示P<.01　***：表示P<.001

2．精神信仰与市民主观幸福感、社会阶层自我评定的相关

从相关系数看，社会信仰与阶层的自我评定呈显著正相关，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无显著相关(见表六)：社会信仰越强的个体阶层的自我评定越高；实用信仰与主观幸福感、阶层自我评定呈显著负相关：实用信仰越强的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低，对社会阶层的自我评定越低；超自然信仰与主观幸福感、阶层自我评定无显著相关。

3．精神信仰与市民经济满意度、政治满意度的相关

 不同信仰倾向与个体对国家经济、政治的满意度的相关程度和方向有着显著的区别(见表六)。从相关系数看，社会信仰与对国家的经济满意度、政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社会信仰越强的个体，其对国家的经济满意度、政治满意度评价越高。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与对国家的经济满意度、政治满意度评价呈显著负相关，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越强的个体对国家的经济满意度、政治满意度越低。

二　北京市民精神信仰的特点

（一）市民精神信仰与人口学变量的关系分析

信仰与市民出生年代的关系中，两个明显的结果是，50年代之前出生人群的社会信仰比其他人群高，实用信仰比其他人群低，80年代出生人群的超自然信仰比其他年龄组高（除60年代出生人群外）。

信仰与年龄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所经历的社会发展特点对其价值观念的重要塑造作用。50年代之前出生的群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及随后的所有时代，新中国初期的百废待兴、计划经济时期物质的匮乏，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快速发展，因而，他们对社会和物质的看法会更为客观，相对其他群体而言，对社会信仰有着更强的认同，同时也更为排斥实用信仰。市场经济体制下成长的青年一代，个人意识、商品经济意识更为强烈，对个体生命、金钱和家庭的意义更为关注，价值观念中的实用原则和理念占有主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有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青少年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消费主义思潮前所未有的蔓延，影响青少年人格的健康成长，对青年的思想道德建设构成极大的威胁，这与青年一代的实用信仰的认同紧密联系, 青少年是防止物质至上思潮泛滥工作的重点对象。

80年代出生人群的超自然信仰较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对星座、算命、宗教等领域感兴趣，这部分原因来自此人群对宗教和神灵等未知世界的好奇，但更主要原因可能来自过于注重现实信仰所引起的精神追求的空缺和迷茫，长三角经济发达地区青少年信教状况的调查中发现：在个访中有信教青少年表示“宗教赋予我们以精神爱好为中心的目标与理想”。但当问及“您认为‘生病应去医院，不能靠神灵保佑’的观点是否正确”时，只有18.9%的信教青少年表示“不正确”，有12.7%的信教青少年表示“说不清”。青少年群体对宗教和神灵的认同从另一侧面反应了社会信仰相对薄弱。

信仰与学历的关系中，总体看，社会信仰与学历无显著相关，但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组的社会信仰高于其他组，实用信仰与学历成反比。

学历越高越不认同实用信仰，其中，对家庭和家族的信仰认同与学历无显著相关，主要体现为对金钱崇拜和生命崇拜的不认同。社会信仰的个体差别，提示我们在越高层次的教育上，在对国家和民族的振兴、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理想信念、个体对民族的责任感等内容的教育上，没有起到相应的提高。在当前更注重经济效益和个人成就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价值观教育的需进一步加强。

不同婚姻状况市民的实用信仰无显著差别，处在婚姻状态群体的社会信仰显著高于处在非婚姻状态的群体，未婚群体的超自然信仰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我们推测，处在婚姻状态的市民，不管其婚姻状况、婚姻质量如何，个体有着更多的社会与家庭角色，对家庭的责任感更强，归属感会更强一些，更为认同社会主流观念，与此相联系的社会责任感也更强，因而社会信仰的认同水平更高。由于我们测量中缺乏相关的变量，婚姻与信仰之间准确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考证。协方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因素以后，不同婚姻状态的超自然信仰无显著差别。因此，未婚群体的超自然信仰显著高于其他群体主要来源于年龄的影响。

（二）市民精神信仰与市民对自我评价、社会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总体看，个体社会信仰越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生活态度，个体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越强，表现为更为消极的生活态度（见表八）。

表八：　一级精神信仰与个人工作生活评价、社会态度相关系数示意图

已有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与信仰的关系的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与精神信仰存在一定关系，社会发展满意度对神灵崇拜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对政治信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信仰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物质生活满意度对金钱崇拜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本研究的结果与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在二者在相关方向上是一致性的。

精神信仰与个体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精神信仰对个人工作和生活态度的重要调节作用。社会信仰的认同程度越高，对国家民族发展的认同感越强的人，在个人与社会的价值判断中，会把个人的荣辱得失放在次要的位置，在社会变革中对个体损失的承受力更强，能在生活中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因而，对个体工作、生活的满意程度也越高。越为崇尚实用信仰的个体，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更高，对生活的期望值较高，期望与实际生活的差距容易使之产生较低的生活满足感、主观幸福感。超自然信仰与个体生活评价的相关关系，与实用信仰有着方向的一致性，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别。对神灵宗教信仰往往在个体的其他信仰缺失、对现实与未来感觉无法把握时产生的，体现为对现世生活的无望感，因而，超自然信仰与个体对生活的消极评价相关关系也就不难理解。

精神信仰与市民经济满意度、政治满意度的相关性也反映出精神信仰对个体的社会态度有明显的导向作用。与精神信仰对个体自我评价影响有着相同趋势的是，社会信仰较强的个体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态度更为积极，他们把社会发展作为个体价值体系的核心终极目标，他们更为关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更能客观地评价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前景，对社会发展保持乐观的评价和预期。超自然信仰越强的个体的社会态度更为消极，因此，对市民的宗教与神灵信仰应给予正确的引导，防止其对个体生活、社会态度产生不良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只是做了信仰与上述变量的相关关系的考查，信仰与个体工作、生活、社会的评价，二者孰为因果，或者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些中间变量，比如当今社会的人际信任状况、社会诚信水平、社会发展的客观变量等等是否起着不同的作用，都需要更充分的实证和思辨的论证。

（三）市民精神信仰总体特征分析

总体上看，北京市民精神信仰表现为如下特点：

1.　北京市民的信仰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总体特征，社会信仰是北京市民最重要的信仰取向，对民族、国家与政治发展的信心是半数以上市民最坚定的信仰内容。

社会信仰第一，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最后的排序，与运用此量表在大学生群体、运用其他量表在普通人群的测量结果是一致的。如宋兴川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测量、李幼穗的研究(2002)中都也发现，在普通人群中，信仰得分的排序是：国家社会信仰、精神和伦理信仰、物质信仰，最后是宗教信仰。

个体信仰与生活态度、社会评价的关系看，个体社会信仰越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生活态度，个体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越强，表现为更为消极的生活态度。

对民族主义信仰的认同处在信仰的第一位，国家与政治信仰处在第二位，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强盛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是大多数市民观念中具有最高意义的终极性价值观念。尽管我们测量中，没有列举具体的民族精神，但中华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重礼仪、爱和平等观念，在广大百姓心中生生不息。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考验，传承下来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念，也是民族自信心所在，是民族生命力的源泉。民族主义的信仰往往超越时代、政权的界限，以民族精神为枢纽，以民族振兴为目标，对国家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民族精神具有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价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和思想道德教育的精神源泉。当人们对当今社会发出信仰缺失和信仰危机产生沉重的忧患感时，应该看到，民族主义的信仰是信仰重建的重要内容，重新挖掘和宣扬那些仍具有时代意义的民族精神，使之成为广大百姓的精神动力，才能有效地提高社会的凝聚力。

2.　对多重信仰的认同，量化地反映了北京市民终极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包容性。

从信仰类型的分类比例看，尽管有52.2%的市民单一的社会信仰倾向更明显，但同时也有34.5%的市民表现为社会与实用二重信仰倾向，4.0%的市民有社会、实用和超自然多重信仰倾向同时存在。这是北京市民终极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的量化反映。相当部分市民身上同时存在着多重指向的信仰。现代生活中，由于生产关系、利益结构、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充分，社会价值判断和信仰的多元化和相互间的包容性也日益增强。

 3.　北京市民社会信仰与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之间的冲突性不容忽视，应密切关注它们未来的发展趋向。

 社会信仰和实用信仰的指向性有较大的差别。社会信仰侧重于对民族、国家发展的坚定信念和情感，实用信仰更侧重于个人生活状态的信念。由于指向性的差别，社会信仰与实用信仰的包容性，可以理解为是它们间冲突的暂时结果。以个体成就为主要评判标准的价值观，已日益取代了强调集体利益、社会价值的价值评判标准，那种个人命运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利益至上的主流信仰倾向，已逐步为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的价值取向所取代，显然，两种不同信仰倾向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与个体社会信仰、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相应的个人和社会态度的方向也是完全是反方向的，个体越认同社会信仰，对个人和社会的评价更为乐观和积极，个体越认同实用信仰或超自然信仰，则对个人和社会的评价更为消极。更多时候，不同信仰都处在冲突状态，包容只是在矛盾中在某个水平达到暂时的平衡，如消费主义在青少年中日益蔓延的趋势一样，实用主义的生活信念在现实生活中大行其道，极端物化信仰日益泛滥大有取代原有的主流信仰之势，这种发展趋势令人担忧。在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社会诸多领域的公平性没有得到　有效解决的社会环境中，如果大多数人失去了共同的民族和政治信念，失去崇高的理想，仅以个人成就与个人生活为终极价值的判断标准，将会加剧个人对自己生活和社会的消极评价，造成社会失去凝聚力和秩序性，社会大众难以同心协力克服社会变革中的困难，难以应对种种内忧外患。因此，需要高度关注社会信仰、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的未来发展趋势，对重塑社会精神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 

三　小结

 北京市民精神信仰的排序是社会信仰、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从二级信仰看，最强的依次是民族主义、国家与政治信仰、生命崇拜和家庭主义，最弱的依次是神灵信仰、宗教信仰、金钱崇拜。

信仰的倾向不受市民的性别的影响。社会信仰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个体年龄越大，社会信仰越强、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越弱。社会信仰与超自然信仰与个体的学历没有显著相关，实用信仰与学历呈显著负相关，学历越高个体的金钱崇拜和生命崇拜倾向越低。不同婚姻状况市民的实用信仰无显著差别，处在婚姻状态的群体的社会信仰显著高于处在非婚姻状态的群体，未婚群体的超自然信仰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总体看，个体社会信仰越强，表现出更为积极的生活态度，个体实用信仰和超自然信仰越强，表现为更为消极的生活态度。

社会信仰越强的个体的工作满意度越高，生活满足感、阶层的自我评定越高。实用信仰越强的个体感觉生活压力越大，主观幸福感、生活满足感、对社会阶层的自我评定越低；超自然信仰越强的个体评价生活压力越高，生活满足感越低。

社会信仰越强的个体对国家的经济满意度和政治满意度的评价越高；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越强的个体对国家的经济满意度和政治满意度的评价越低。

北京市民精神信仰表现为如下特点：北京市民的信仰表现出积极向上的总体特征，同时具有多元化和包容性特点,社会信仰是北京市民最主要的信仰；北京市民社会信仰与实用信仰、超自然信仰之间的冲突性不容忽视，应密切关注它们未来的发展趋向。

                                   2006年10月17日

调查执行：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

报告执笔：陈珊